查看完整版本: 《荣耀大地 -- 从散户到大户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股票人生》

四，爆仓
　　就这样,从1997年5月到1999年5月,两年熊市,我的世界最重要的,只有股票，取出2万并且亏损一些之后，5万只有2万多了，指挥的资金大大少了，但却依然乐在其中,甚至岳母到成都来小住,我也极少陪同,成天钻研证券。其中,99年春节后,我被单位下派到广元市元坝区当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职中的副校长,不是我在单位表现好,而是单位里年轻干部实在太少,只好将我这落后分子也用上了。那年,我才25岁,意气风发,胆子很大,表面去基层蹲点,其实时常躲在成都家中偷懒，正好没多久，证券史上最著名的519行情就开始了，我幸运地抓住了两只主流热点股票电广传媒和津滨发展，资金由2万多到99年底变成了6万，到2000年8月，又翻一倍，变成了12万。其实，赶上大牛市，这样的增幅，是很寻常的，但我再度膨胀起来，以为自己当真是股神，恨只恨钱太少，那时在大户室认识了几个朋友，他们对我的技术还是十分欣赏的，签了个协议，私下融资给我，还帮我找典当行融了点资，那时，凡是有此机会又很自信的高手，这样悄悄融资的不少，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我不幸是失败阵营中的一员。我太狂妄了，一般10万再怎么也就融20万，而我12万的本，却融了38万的资，50万资金，两个跌停就会玩完的。清晰地记得那是2000年8月31日，前一天还走得好好的，一切很平静，那天早上正好开会，无法打电话查行情，等开完会一查，已经一片跌停，卖不出去了。第二天继续跌停，第三天我趁反弹割肉，除去给别人的融资费用，我只剩8000多元，再次连万元户都不是了。很多人都以为第四天会反弹，但其实，小小反弹之后，又一路连跌几天，套杀了无数股民。大户室有个和我一起融资的人，当我告诉他，不要期待反弹，他不信，结果，我最终还能剩8000元，他由原先的70万，变成倒亏40万，他后来就消失了，而我，也识趣，很冷静地收拾好杯子雨伞之类，主动也从大户室消失。
　　
　　许多年后的2007年，为了获得女友昭君对我炒股大业的支持，我一直对她说，我曾经最多炒到了50万，尽管因融资而爆仓，但既然曾经到过50万，今年就还能到50万。其实，昭君，我是骗你的，但我这么骗你并非想夸耀什么,我的唯一目的,只是想让你相信我的炒股水准,从而更好地支持我全心炒股。说真的，我以前还从来就没有拥有过50万，那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甚至，作为如此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在财富上我却从来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太大的横财，这么多年，我最大的理想，无非是50万。这已经足以让我心满意足。　　
　　
　　而所有这些大起大落，我当时的妻子玉环都浑然不知，她只知道，我更节约了，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使．记得有一次,她想买一个饮水机,都被我否决了。玉环，与你离婚后，我曾经怨恨过你，但是，现在不了，我拖累了你，对不住了。
　　
　　或许是物以类聚吧，我们这些玩在一起的人，那时似乎都很穷困。记得一次，在家乐福，王怡的妻子蒋看着满满的货架，说，“要是将来我们可以想买什么吃的就买什么吃的，那就好了。”我听了，很伤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弱者，以至于想买什么吃，总是得先仔细看看价格。那几年，我，玉环，王怡，蒋，我们四个，几乎隔天就聚在一起吃饭，打扑克牌，我和玉环个性都很强，而王怡与蒋则温和得多，每次关于如何玩耍的安排，总是我和玉环争论，得出结论，而后他俩立即赞同。但实质上，他俩在骨子里，对于这个人世，比我们尖锐得多。骨子里如此尖锐的人在生活中对人如此温和，实在令我欣赏不已。我对那些我无法做到的，往往还是有几分敬意的。因此多年来我一直敬重王怡，尽管他是我的同龄人，但很多时候，我会把他误以为是老年人，仿佛岁数比我大很多很多。

五，女性的美德
　　从2万到12万再到8千,如同过山车一样的股市经历使我突然仿佛看破了什么,我开始为辞职做一些实质性的准备。以前也多次想过辞职,但始终有这样那样的事物出来阻拦。其实，当你真正下定决心做什么，一切的阻拦就都不是阻拦了。此后我明白：世界上真能阻拦住你的，唯一只是你自己的内心。我的辞职并不容易，好一翻折腾，才在几个月后,即2001年春节后，正式辞职成功。
　　
　　然而，这种辞职并非因为另谋高就，而本质上只是为了珍惜生命，告别自己不喜欢的死板的生活模式，这就注定了我辞职后不见得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果然，没了固定的工资，经济状态立即捉襟见肘。2001年3月到5月，股市虽然还在涨，但如若打开今天的历史K线图，就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一小段实际上是一轮牛市最后的末梢。然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谁也不可能看到未会发生什么，大家像温水里的青蛙，麻木而又平静。
　　
　　如今我已经能认识到，牛市末期行情的一大特征是看着仿佛机会很多却实际上几乎所有机会都不是机会，绝大多数人在牛市末期都是只赚指数不赚钱的。但那时，我根本不可能认识这些，我用那区区8000元继续战斗，没有什么收获，反而被小小地套住。也就是在那时，我的人生与股票相遇以来，第一次感到了疲倦。是的，我太累了，需要从股票里暂时做别。于是我重新投奔文学，反正成天在家里看股票行情不出去求职，那么，看盘之余写写小说，就成了最合理的行为。那之后的文学道路异常顺利，但是，文学，对这个社会的重要性，在2001年，不仅远不能跟80年代比，也无法跟90年代相提并论。文学，已经退化为社会华美礼裙上一条小小的花边，甚至仿佛是花边却连花边也不是。在浮躁的本世纪初，人人都在做着发财梦，我们正在重复着某些国家100年前原始积累期的纸醉金迷，只不过比那时甚至更加沦丧。几乎所有人，包括绝大多数我们这些投身文学或艺术的人，骨子里真正关心的却只是钱包的肥瘦，所以，在这样的阶段，在很多文学期刊资金紧缺稿费低廉的时期，投身纯文学，注定了的结局就是荒诞。
　　

　　此刻，当我回忆我那次数不多却延续了三年的嫖妓史，我却发现竟记不清楚第一次嫖妓是在何时何地，肯定是在与女网友一夜性之后，但仅此而已，就再也记不确切了，它无法像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和女友做爱，乃至第一次与女友吵架，第一次被女友伤害那样，清晰地烙在我的记忆里。但是，确实也有几次特殊的嫖妓经历，使我永难忘记，不过，与其说是有什么身体的快感，不如说是完全只是心灵被那偶然的细节所震撼。由于我此文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而现在我又并无研习所谓叙述技巧的兴趣，所以，我将继续简单地讲述，那几次稍微触动了我神经的嫖妓事件，将在未来几节它应当出现时让它出现。

　八，王怡
　　
　　所以,我深深知道,精神的痛苦,不是肉体的些微快感可以拯救。在郭家桥寓居的那一段日子,在那次偶然的一夜性之后,在那些记忆模糊几乎对我的心灵留不下丝毫印记的嫖妓过程里,我的痛苦并非减轻，而是加重。很多时候，我仿佛坐在一个很深很黑的枯井里，抬着头往上看，井口很远，天空更远，微弱的星光遥不可及。
　　
　　我的心灵坠落在那很深很黑的井底，那么孤独，那么惶恐，我希望有人或有什么其他的，来拯救我。
　　
　　我把期望，很自然地放在了王怡身上。他是我最熟悉的朋友，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和他的友谊几乎与我跟玉环的爱情一样漫长。甚至，当我的那份爱情消逝，才发现这份友谊其实更长。所以，我决定归入到王怡的世界里去，尽管，我对他的世界并不太了解。
　　
　　王怡啊，你的心，对我来说，一直就是丰厚却模糊的，我离你这么近这么久，却一直都看不清，不像我的心，贫瘠却透明。我们本质上是两种差别巨大的人，可能正是因此，我总是无法从你那里获得内心深处的不孤独。不过，我天然的信任你，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你的人格是我接触的所有人之中最伟大的人格之一。如果连你都不可信任，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以令我信任？
　　
　　于是，我尽量地向王怡的世界靠近。这就必然要发生心灵深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碰撞，那么，我的心灵深处是什么样的呢？大致如此：首先，我不相信自由主义，而不相信的原因非常可笑，是我不了解，或者拒绝了解各种主义。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只爱阅读虚构的小说文本，从没认真仔细地阅读过任何一本哲学书籍。其实直到今天，我都并没从学术上真正弄明白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集权，什么是专制，我也从不关心民主与法治，我心灵里全部的焦躁和孤独，从来都狭隘地只与我自己有关，而对这个世界，我毫无责任感；对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我内心深处其实很漠然；对宪政或社会的走向，我根本不在乎。这就是我，一个内心在社会意义上十分贫瘠的人，可同样是这个内心，一旦涉及自己一己的痛楚，则又敏感丰富，容易受伤，复杂多变，这或许是我苦痛的源泉。

　　我想改变自己，于是试着去了解民主自由，我想这样也许我的心会有一些宏大的东西，可以让内心的“小我”得到舒缓，我并不鄙弃“小我”，但是，当时我内心的那个“小我”，已经令我痛苦不堪。正好，那时王怡研究宪政，正要到四川遂宁一个进行民主海选的村庄，去做实地考察，于是我也跟着去了。
　　
　　那正好是深冬，我们到遂宁的第三天，便是平安夜。那三天，过得非常愉快，在一个苍蝇小馆子，吃到了整个冬天最可口的咸烧白。王怡还请我去按摩，很正规的那种，盲人用力地捏你的脚，真的可以轻松神经，我很欣赏王怡的一点：他既学识渊博，充满哲学思辩，但同时又绝非一个枯燥的人，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热爱摄影，喜欢诗歌，在严谨的逻辑下，他柔和细腻，感情异常丰富敏感，可他的敏感又不像我的敏感那么好斗，那么不安，那么戒备森严，那么容易受伤，因此，他的敏感并不伤人。所以他总能让周围的人甘之如饴。
　　
　　但在第三天，却发生了一件事，其实是极小的事情，但却令我仓皇逃离。我说过，第三天就是平安夜了，那个晚上，我们在遂宁街头散步，偶然撞到一个天主堂，没想到基督在中国内陆深处的小城市竟已影响如此巨大——密密麻麻的农夫农妇及市民们，虔诚地挤满了天主堂，正在庄严地唱赞美诗。王怡一下子就兴奋了，他那时还不信仰宗教，但我猜测，他觉得农妇们信基督是民主普及的一大成果，因此一直充满激情地旁观，而我只看了五分钟，就完全没兴趣和耐心，喊他回去算了，他不走，于是我独自先回了宾馆。我们散步时，为防止丢失东西，把包背在身上的，因为他打算看比较久，就让我把他的包先拧回去。
　　
　　在宾馆等很久，王怡依然没回来，我感到十分无聊，想到他的笔记本电脑就在包里，突然想看看这些天所照的相片，于是我就擅自打开了他的笔记本，找那些相片。王怡因为不像我那样在炒股上消耗巨大，工作五年，多少攒了些积蓄，他很懂享受生活，买了笔记本和数码相机，平时四处摄影，而后存在电脑上。所以，里面相片很多，我为了寻找，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夹。无意之中,我突然点开一张照片,居然是王怡给他的妻子拍的人体艺术照片,我悚然一惊,手指发颤,赶紧想把它关掉,可是，令我无地自容的是,我却不仅没关,反而下意识地按了下一张，果然,也是那种照片。丈夫为妻子拍下照片,这本是对彼此爱情的最隐秘的纪念,是他们最宝贵的隐私,而我,却像一个偷窥狂一样,卑鄙地偷看了不该看的照片,虽然第一张是完全无意看到的,可是,我却仿佛很麻木地看了三四张,多么可耻啊,我,当我突然意识到这点,立即神经质地关了所有图片,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打开电脑文件的痕迹全部删除。谢天谢地，没有被他发觉。
　　

　　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一种作为小人物的痛楚，我从小看不得男人揪女人的头发，假如我有能力，那一刻我一定会站出来，甩手给那个警察一记耳光，但我只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省人，一个北京本地人看不大起的“京漂”，和警察相比，能有几斤几两？
　　我回转身，装做什么也没看到，顺着亮马河南路返回。那条路很安静，路边有成排的高达八九米的柳树，柳树另一侧，就是亮马河，冬季的亮马河结了很厚的冰，泛着淡淡的寒光，我从路上走到柳树下，又从柳树下走到亮马河的冰面上，我在冰面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走到昆仑饭店对面，冰很滑，我摔了四跤，第四次摔倒时，我坐在冰上，一边揉自己的膝盖，一边做了个简单的决定：回成都去。
　　
　　我是南方的孩子，徒有憨厚的仪表，内心却极度狂乱，不守规矩，容易破碎。毫无理由地，我不喜欢北京。北京不是我的家，成都才属于我。成都啊，我以为我可以离得开你，但其实，我仅仅是一只猴子，纵然会翻筋斗云，却也逃不脱你无边无际的手掌。

　十，成都
　　
　　有时候觉得，趁年轻时远游一下，终归是好的。在北京漂了一段，其实几乎什么也没干，但是，再回成都，虽是同一个我，眼界却似乎开阔了许多，运气也突然变得好起来。2002年一年之内，我的四本小说同时出版，其中居然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我出的中短篇小说集，写小说的都知道，出中短篇集是很难的，何况是社科出版社。因此，我很满足了。唯一遗憾的是，都不畅销，四本加在一起，总共挣了5万元。我们这些出生于70年代的写作者，除了安妮宝贝和慕容雪村，几乎再找不到出书畅销的了，何况即便此两人，与生于80年代的韩寒、郭敬明相比，也远算不上畅销。说真的，我一直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不过，我从来没有嫉妒过韩寒和郭敬明，我觉得，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像韩寒和郭敬明，过早地拥有了比普通同龄人多得多的财富，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地失去了在年轻时真切体会什么是食不裹腹的机会，他们在心灵最敏感的青年阶段却无法体验丧失物质基础的恐慌和彷徨，其实非常不利于他们的文学生命。因为那些恐慌和彷徨的深切感受，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永恒的精神源泉。自古以来，饥饿与不顺，是一个艺术家最好的灵丹，而他们那么轻易地就把这宝贵的灵丹给舍弃了。所以说，一切都不必去抱怨，更无需去嫉恨什么，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各有各的命运。当你运气好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总担心失去,用平常心去享受你的这段运气,珍惜你的这段运气,因为它说不定一旦离开，很久都不会再来;而当你运气不太好的时候，也不必执着，你所舍弃的，其实都是一早就注定要失去的。
　　
　　因此，我从来没有记恨过生活，反而总担心自己得到太多。比如我写的那些文字，从最早的算起历经十年，而十年心血，售价无非5万。但是，对我来说，却已诚惶诚恐。我害怕自己再次象着魔一样投入股市，于是在川大南门外附近按揭买了套小房子。那一年，成都房价还不贵，刚好可以交清首付。
　　
　　从2001年初到2004年初，这么漫长的时间，除了在2002年12月到2003年1月这短暂的2个多月里，我曾有过一个女朋友之外，一直单身。关于这两个多月，是我一生宝贵的记忆，我不舍得过多公开，只能简单地说，有过一个贫穷的女孩子，名叫西施，她当时在一个小小的私人诊所，当小小的护士，我和她，都那么卑微，但我们真心相爱了。只是，在认识西施之前，我刚把首付款交给了万恶的开发商；在和西施相识相爱之后，我不仅再次失业，而且每个月得交900元的房子按揭款，可想而知，我当了短暂的几天“五万富翁”后，重新变得多么窘迫。穷人的爱情都是弱不禁风的。我们在风中丢失了彼此。
　　
　　2003年春节过后，我彻底失去了西施，我的心，在痛苦中挣扎，一切不知道何去何从，我没有工作，没有积蓄，没有前途，没有未来。除了妓女,没有女人给我温暖,哪怕是没有感情的温暖。那些无望的日子里，某些悲苦的夜晚，我不得不去寻找妓女。因为贫穷，我从来没有和高级妓女有过任何交道，我所能触及的，都是一次性事价码在100元之内的。
　　
　　　　但即便100元，对完全无业仅靠自由撰稿谋生的我，依然是昂贵的。因为我不擅长写时尚刊物需要的文章，也不懂得如何写电视剧本之类值钱的文字，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写1万字挣500元的小说，可是，1万字需要多少生活的积累和沉淀！需要反复加工，耐心打磨，所以，需要我必然地面向贫穷。也许，读这篇小说的人，会诧异于我在各个章节都过于细致地罗列了金钱的具体数据，那我坦然地告诉你，那是因为,在漫长的过去，我确实穷怕了。
　　　　
　　　　所以,我不可能经常去嫖妓,三年里总共加起来,肯定不超过十次,因为总开支不可能大于1000元，否则，我的经济状况将更为雪上加霜。所以，在我去的时候，肯定都是我的内心最无法承受孤寂的时候。三年，难道你没有10次孤寂吗？所以，我从不觉得自己嫖妓是可耻的，我可以大声地对每一个没嫖过妓的人说：我也许比你卑微，但你并不比我高尚。
　　　　
　　　　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已经不屑于嫖妓了，让良家妇女自动送上门来，才是高级的事。那段时间我常常想，男人用甜言蜜语骗取女人的身体，或者利用钱财权势让女人自动投怀送抱，或者打着爱情的大旗始乱终弃，这些，其实在世界上都是多么盛行啊，它们构成了古往今来男女关系史的绝对主流，但是，这些行为难道比嫖妓更道德吗？这世界充满着随时可能背叛的诺言，嫖妓最纯净之处在于它没有承诺，一切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因此也就没有阴谋和背叛。
　　　　
　　　　也正是从这三年开始，我突然觉得我将永远不欠这世界什么，我最孤独无助时谁来慰籍过我？我恨世界，但我也并不想报复这世界，我只是想对一切都冷漠。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理我也无所谓，我什么都受得了，但是，谁也别想我会去真正理他或者她，我只管我自己。从今往后，我要做一个完全自私的人，以便更好地呵护自己，不让自己再受委屈，不让任何人伤害得了我。
　　　　
　　　　这，就是我当时那卑微的理想，也是我那时对这世界最大的期求。我唯一意想不到的是,斗转星移，事过境迁，当几年后，我当了一名大学教师，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逐渐变好的经济状况，我其实也做出了打着爱情旗帜始乱终弃的行为。人往往都是这样，屁股决定脑袋，坐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观念，当我卑微的时候，我那么坚信嫖客比权色交易的人高尚，并以此沾沾自喜，而当我有了小小的地位，我则趋之若骛地成为众多企图利用自身优势骗取女人身心的男人之一。我是如此可鄙，这，才是我今天如此痛苦的根源。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并非善类，当我打算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当我打下第一个字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切鄙弃的准备。然而，我同时也想对每一个人说：世界很大，除了世俗的公义，人生还有许多伦理与道德无法涵盖的领域。那些，真的不是人力可以企及。所以，请尊重人性中那些神秘的邪恶，以及神秘的不自控。因为，所有这些，每个人可能都有。

十一，初春的恐慌 　　
　　　
　　　然而，人在弱势的时候，保护自己谈何容易?尽管很小心地爱惜着自己，依然防不胜防，2003年初春的某个夜晚，一直做梦，整夜的很压抑的梦:大地幽暗，鹰隼盘旋，暮色如洪水漫上两岸的山岗，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凸现在中天，奇异地喷吐着青色的火焰，深不可测的山谷如仰天张开的血盆大口，一张连着一张，黑夜中陷阱般遍布整个茫茫大地，漆黑的山峰是它锐利的牙齿，颗颗邪恶地直指天幕。一个小男孩出现在谷底，他怀着莫名的恐惧拼命地奔跑着，阴森的寒风从耳旁呼啸而过，丛生的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裳，鞋子很快弄丢了，赤足被扎得鲜血淋漓，但他不管不顾依旧拼命地飞跑。他听见山谷中四面响着巨大喉结滚动的声音，脚底从地心深处传来可怖的笑声，仰头望去，月亮却只是对他冷冷地远观……
　　
　　　我猛然惊醒。入睡时天气很闷热，半夜却下了雨，温度一下子降了很多，我感到受凉了，第一感觉是发烧了，头很昏，全身无力，喉咙很痛，肌肉和关节都有些痛，而且特别怕冷。缩在床上，不想动，但一盖厚点，又全身发热、出汗。
　　　　此前，我正好在网上浏览过黎家明的《最后的宣战》，依稀记得文中说过，艾滋病的急性感染期会表现出持续低烧、乏力等重感冒症状。我当时仿佛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地说，弄不好我这就是得艾滋病了。这个念头一擦而过，几乎是被我迫不及待地撵走的，我突然有一种恐惧，害怕往这方面想。埋头继续睡觉，一直睡到中午。起床，是吃饭的时候了，但什么饭也不想吃。不过，我还是强迫自己去吃了碗豆汤饭，只吃了三分之一就咽不下去了。
　　　　于是上网，满世界搜索有关AIDS的资料。收集了资料就仔细看，越看越害怕，我突然觉得，问题可能有点严重，决定去买药。附近没有大药店，唯一的小药店里居然没有我需要的抗生素，那个小药店针对大学附近那些性亢奋的学生，主要兜售各类壮阳、避孕药具，竟然连“乙铣罗旋霉素”这样的常规药也暂时缺货。我只好气急败坏地往城市的繁华地段走，可是，我才走了200多米，就累得要命，走不动了，于是返回小屋，上床就睡。
　　
　　可是，一睡下心里又慌得不行，觉得独自在屋里实在受不了，所以我还是又上街去了。一方面买药，另一方面也是散心。边走边歇息，走得特别累。在公路边等公交车，车老不来，我站着竟然觉得吃力，只好在路边上找卖水果的借了跟小凳坐着。
　　
　　终于还是买到了药。回来后立即吃了。我在想，如果是历来的发烧，我素来的规律是，吃了“乙铣罗旋霉素”，很快就会好。我小时候多病，打青霉素打多了，或许产生了抗体，总之青霉素对我几乎再也不产生积极作用，从20岁开始，凡需要用抗生素，我都是自己胡乱吃点“乙铣罗旋霉素”，往往吃了就好了。这次，我也想早点吃，抱着一线希望——假如如同以往那般很快就好，说不定就不是艾滋病。假如很久才好，那就悬了。
　　　　吃了我就睡觉，从下午三点睡到六点，出了很多汗。这和AIDS急性发作特征上说的“多盗汗”的特点更加吻合。于是我什么事也不做，立即到网吧像着魔一样进一步搜索一切与AIDS有关的资料。我查了许多人在艾滋病急性感染期的表现，我的主要目的，是期望着从某个偏僻的角落搜索到某种可以肯定我不是HIV感染者的确定信息特征。然而，越是搜索，越是了解艾滋，越知道其传播之广远远超过主流媒体公布的数字，我就越是胆战心惊。并且越来越坚信自己在劫难逃。
　　
　　一切后悔都晚了，简直欲哭无泪，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我父母。我真担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儿子得了艾滋病，至少我母亲会垮掉的。那我就实在罪孽更深重了。
　　这么久以来，一直没给过父母多少安慰，尤其是辞职之后，更是让他们总是处于心急如焚和心惊肉跳之中。是的，我的确曾立下壮志，一定要让父母因我而荣耀，而且，我从来都相信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然而，随着染病这一残酷现实的突然袭来，这一凌云壮志突然无比遥远起来，现实似乎是：我非但不能让父母晚年享福，反而要让他们在暮年之际，居然不得不承受老年丧子之痛。
　　基于此，我连自杀都不敢想，尽管，某些瞬间，我多么想自杀。反正是绝症，治疗是无济于事的，而且艾滋病的治疗费用太贵，也治疗不起，那么，不如在发病时自杀好了。当时我想，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好健康状态，让发病时间尽量拖延，我希望我能死在父母之后，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爱父母，不想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样，他们会在难过中离开世界的，而我，所要做的全部，就是让父母在不那么难过之中，甚至在幸福之中离开。
　　
　　然而回忆当时，那时那刻，我完全确信自己得了艾滋病。又深知不能给别人说，尤其不能给父母和姐姐说。但心里又堵又难过，一个大男人，居然独自哭了十来分钟。我终于独自无法承受了，不，我得告诉一个我信任的人，一个肯定不会嫌弃我可能患艾滋病的人，我需要倾述，需要人同情我，哪怕只是语言上的。
　　
　　于是，我去了王怡家。我几乎是哭着在那里述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心如枯井，哀莫大于心死，我没有钱，不可能去治疗，看来只能重在疗养。我在他家的上网，又查了很多中药如何对付艾滋病的办法，仔细地拿个小本子记下，虽然估计那些办法用处不大，但多注意食物和天然药物，总是好的。就这么查来查去。到了夜晚10点，我盖得厚厚的，在王怡家的沙发上强迫自己睡觉。入睡之前，我反复想着刚才在相关网站偶然看到的关于艾滋病的一句话，很久都睡不着，那句话是这样的：
　　
　　——“他们并没有犯比别人更多的过错，但却要承受比别人痛苦得多的痛苦。”
　　
　　我想着就又流泪了，我问王怡，我并无大错，为什么要受命运如此的惩罚？王怡说，都是你在乱想，我觉得你肯定不会有事。也许真是需要别人如此肯定的心理暗示吧，我终于睡了一个那些天最安稳的觉。第二天，王怡喊来廖亦武,冉云飞,李亚东,老汪等人,集体用吃火锅的方式开导我,我继续自怜自艾,吃着吃着又流泪了。我对他们说，别以为我是矫情，你们根本无法了解一个人相信自己得了艾滋的那种痛苦！廖亦武就笑，说跟我打个赌，等“窗口期”过了我去查血，如果是艾滋，他们一起捐1千块钱给我，如果不是艾滋，我就输1千块，也不必直接给他们，而是作为吃火锅的基金，请他们几个吃满1千元，就OK了。
　　
　　于是我们打了这个赌，为示正规，还专门立了字据。这之后，我陡然平静下来，安静地等待着窗口期的结束。在可以做出检查的第一天，我就去了四川省防疫总站，做了血检。100元可以立即拿结果，50元则要等到第二天。我选择了后者。
　　
　　第二天，我去的路上，还在想，如果真的是艾滋，那我该怎么生活呢？人的承受力其实是无限的，我相信其实我也会默默接受，而后黯然承受。庆幸的是，结果是好的，我自己真切地吓了自己一场。
　　
　　一切事情都是祸福相依的，在怀疑自己得艾滋而窗口期尚未结束无法做出准确检查的那段日子里，我总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于是非常珍惜生命，用很短的时间写完了一个长篇《曼陀罗》，其实这小说依然是在分析与玉环婚姻破裂的原因，不过比《秦盈》通俗很多，也许正因为其通俗，所以在网上拥有了巨大的点击，并很快被出版，03年10月我拿到了《曼陀罗》的稿酬，我对其发行量并无信心，所以我要求的是表面版税制实际稿酬制，他们给了我3万元稿酬，这已经是我当时有生以来挣得最多的一笔了。
　　
　　在那段疑似得艾滋的日子里，我还按自己可能至少活5年的预期，详细计划了自己的5年写作计划，我当时想，既然免不了一死，比起某些人突然因意外事故而死亡，我至少可以从容不迫地准备自己的后事。那时我以为自己已经不可能有小孩，将没有后代，于是想在这5年里争取写出点好的作品，以便给这世界留下我来过的证明。我并没有太高的期望，仅仅是不想成为一个仿佛尘埃般了无痕迹的人。

　十四，翟永明
　　
　　
　　其实，在今天往回看，我发觉，能够拥有昭君，不能说与貂蝉全无关系。首先，貂蝉增加了我的自信，因此我才敢于追昭君，必须承认，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孤寂，我已经不擅长和女性打交道，幸亏貂蝉的出现，修补了我与妓女之外的女人进行正常交往的能力。其次，因为和貂蝉相处，我提高了穿着的品位，貂蝉是一个很懂得打扮的人，对我的穿戴往往稍微提点建议，便使我这个人仿佛焕然一新。而且，为了和貂蝉在一起时不显得过于配不上她，我也买了一些好点的衣服给自己，自从炒股以来，我已经很多年没买新衣裳了。
　　
　　此外，在和貂蝉之间怪异的恋情临近终结时，虽然她确实什么也没流露，但我已经多少有一种将被她抛弃的预感，在一起呆过的人，彼此的第六感是很灵的。完全是为了挽留这段情，我买了一辆小汽车。虽然，仅仅是一辆0.8排量的福莱尔。
　　
　　经历了恐艾症的袭击和长期贫穷的折磨,我把钱看得很重了，将《曼陀罗》的那三万稿酬紧紧攥在手心里，仿佛攥得出汗。这是我的安生立命钱啊，谁也休想削减它，我没有安全感，我不能忍受看着它变薄，那种胆怯的自私小气，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为了让貂蝉不要轻易舍弃我，我竟然将牙一咬，决定买车。川师里有钱的教师尽管不少，但那多数是中老年教师。如今的高校教师之间贫富分化悬殊，做到教授，一个月5千是很容易的，如果是名教授或学术带头人，月入一万也寻常。可是，如果是青椒尤其是这些工作不满三年的青椒，则完全可以用“大学里的民工”来指代，要房没房，要车没车。而我，当时虽然实质上依然是穷困的，但表面上看却似乎不错：拥有一套房子，虽然是按揭，可我住到川师后，将我原先的房子出租，以租金对付月供，刚好可以抵消。这就比绝大多数青椒们强了。而如果，我能再有一辆车子，那就达到了“有车有房”的境界了，将就此成为川师本批新进教师里的佼佼者，或可大增我在貂蝉心里的地位。这就是我企图买车的原因。
　　
　　当时的成都，最便宜的车是江南奥托，卖价29980元，加上购置税和牌照费等杂七杂八的开支，得3万5左右。然而，我只有区区三万，买不起哪怕最便宜的车。怎么办？我翻阅报纸，看到了一家中介在做汽车抵押贷款业务，凡买新车，即可以所购汽车作为抵押物，从银行获得正规的贷款。我通过这种方法，贷款买了辆福莱尔。当时这车卖3万5，我付1万5，贷2万，这2万分三年还清，每月还600元。买车是在2004年2月，直到2007年2月，才终于还清，那辆已经变旧的福莱尔，才终于在完全意义上属于我。
　　
　　可怜啊，我这漫长的捉襟见肘的生活！即便是在川师当教师的头三年半里，依然存不下丝毫积蓄。每月收入1千5，还汽车按揭就得交出去600，租房子300，偶尔我自己的房子出租不畅还得垫钱还房贷，每个月真正能使用的伙食费加交际费加娱乐费无非500元，简直还比不上一般的学生的月生活费。冉云飞曾经怨我不舍得掏钱请客，怨我小气，在此，我说一声，飞哥，我也是没办法啊。
　　
　　因为不想只吃别人的而不请别人，所以我很少跟成都的文化人进行私下交往，即便是对我很好的阿来和翟永明，我都没请过一顿。尤其是翟姐，在我最困顿的时候，她主动请我吃过一顿中餐，当时她的脚受了伤，是拄着一根临时拐杖来的，那顿饭很好吃，我当时就想，以后等我有钱了，要经常去光顾她的白夜酒吧，使那儿的生意更好。可是，即便我去了川师，有了在外人看来似乎很好的工作，其实我依然贫穷，所以我依然几乎不去白夜。03年前，和翟姐交往较多，可是到03年9月我成为大学教师之后，我竟没去白夜见翟姐一次，我是惭愧啊。这是一篇不可能发表的小说，但因其独特或者说怪异，又势必是一篇将在网络上流传较广的小说。所以，如果有一天，飞哥和翟姐偶然在网络上浏览到这些文字，请你们接受我真挚的歉意。翟姐，你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诗人，我对你的尊敬如同对月亮的尊敬，明年，等我炒股更富裕了，我会经常来白夜喝酒。
　　
　　我就是这么的虚荣啊，宁可悄悄地节衣缩食，也要按揭买辆汽车；我又是如此地贪慕女色啊，不仅很少为父母买什么，甚至很少以父母为出发点而为自己买什么，却为了一个对我冷漠的女人能高看我几眼，便购买对于上班很近的我来说根本意义不大的汽车,以及顺带购买了36个月的债务。然而，买了这汽车，我却并没能挽回什么。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当一个女人已经试图离开你的时候，你就是用八十匹烈马，也将她的人拉不回来，何况仅仅靠一辆轻薄铁皮的小车。
　　
　　买车后的第一个晚上，我约了貂蝉出来，的确，是给了她一个惊喜。那时，她正在驾校学车，还处于刚学车的人对开车十分兴奋的阶段，我说教她练手，而后将车开到成都东面远郊一条尚未竣工的公路上，那里没车，便于新手学车。她开了一会儿，十分高兴，脸上荡漾着盈盈的光彩，我陡然心就动了，想要和她在车上做爱，可是，她冷冷地看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但又仿佛分明在说，你以为这样一辆汽车，就能让我心动么？
　　
　　貂蝉，我知道，你的心是高远的，就象其他许多漂亮而家教良好的大学女教师那样，你们表面清高，实际心中现实无比；你们表面看重男人的才华，其实你们从来就只看重男人的钱包；你们表面贤淑贞洁，其实你们比妓女还淫荡；你们表面安于平淡，其实你们心比天高。在你的心中，至少要宝马，才配得上你，但是，我已经尽力，尽力的结果，也只能是一辆福莱尔。所以，你比我没买车的时候对我更冷淡，是不是以此证明你对汽车的淡漠？其实，你根本证明不了，你无非是证明了对低端车的淡漠。
　　
　　貂蝉，我还记得，我们在一起那两个多月，除了第一次是我主动的，此后的每次，都只是在你想要的时候，我几乎像一个玩偶，或者工具，被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现在，似乎连我想继续当这卑微的玩偶，也不复可能。那夜，到了10点，你就不想学了，我把你送回去，心里难过,独自开车，绕着成都的三环，飞速行使了一圈。那时,我开车也不算老手,因此差点追尾,吓了一身的汗,但心里却居然舒服了很多。这,你从不知道，但我估计，你也不在乎知道不知道。

　十五，昭君
　　　　
　　但正是在这辆无法令貂蝉动心的车里，我得到了昭君。
　　
　　我是教师，昭君当时则是学生，但我并没有教过昭君的班级，因此，我们其实并不算师生恋。
　　
　　那是2004年春天，开学后不久，一次下课，突然有两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过来请我签名。那段时间，我的《曼陀罗》在川师的小书店里有卖，我的一些学生看到了，也许因为意外，所以纷纷购买，那时，我几乎每节课下课，都要签两三本书，都是学生们买了，特意来请我签名，我不好拒绝。
　　后来，甚至有些并非我所教班级的学生，也会来我上课的教室找我签名。但从来没有那次昭君和她的同学飞燕出现在我面前时，那样令我眼前一亮。都是1米7的个头，发育得像茁壮的果实，而且都肌肤雪白，吐气如兰，以至于我在签名的时候，手都有些发抖。但是，她们把我看得太神圣了，根本没把我往任何坏处想。我把书还给她们，而后和她俩一起从教室走下楼。她俩都是艺术系学舞蹈的，念大二的第二学期，昭君喜欢编剧，正在写一个小话剧，硬要我帮她修改润色，其实，我从来没写过话剧，甚至，我根本不懂得剧本写作，但是，我却假意推辞两下，便答应了。
　　
　　于是，就这样和昭君有了往来。大概两个多月后，临近六月一日，我的生日，她俩突然来看我，并且带了个生日蛋糕，我很惊异，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生日的？昭君狡猾地一笑，说，你那本书的后记里，自己不是说了生日吗。是的，在《曼陀罗》的最后一页，我写道，“今天，已经是六月的第一天，其实，也是我的生日。”想不到，她却记住了。多么单纯的女孩子啊。
　　
　　但是，内心深处的审美观里，我其实更喜欢的是飞燕，因为她有一种骨子里的淫荡，隐约散发出来，令我心痒。但是，由于剧本往来，我和昭君要熟悉得多，出于把握更大的考虑，我最终把方向对准的是昭君。一天，她单独来我的房子跟我谈话剧的定稿，当时，光线悠暗，女孩的身子散发着很淡的温暖的馨香，我想，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干脆挑明了算了，于是很突兀地问她：你喜欢我吗？
　　
　　她楞了一下，大概思考了10秒钟，说，我是很喜欢你的。
　　
　　我真的不擅长追女孩子，我是真的没想到就这么水到渠成了，我将她轻轻揽过来，她在我的怀里有点发抖。那次我只是吻了她，女孩子的唇有些凉。
　　
　　大概半月后，昭君越来越喜欢我，一次，我开车带她出去郊游，去的是成都东山的龙泉湖，那是群山中的一个水库，人很稀少。天黑的时候，我把车开到湖边一块空地，见四下无人，就和她做爱了，她并不愿意，但显然不想让我不高兴，所以并没拒绝。过程中她没有喊疼，甚至没有一点声音，所以我完全没想到，她竟是处女。那么漂亮的女孩子，而且是传说中最开放的艺术系舞蹈专业，在与我的交往中又那么主动，所以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有没想到的。
　　
　　就这样，其实我在有些稀里糊涂中，就轻易得到了昭君，几乎没花任何成本。如今，有时候我想，昭君，假如你让我非常困难才终于得到，我肯定会更珍惜你许多，人性是恶劣的，永远不会在意太容易得到的一切。所以，尽管昭君那么美，我那么平凡，我和她的交往中，却一直是我占据上风。而昭君，在很长的时间里，她在心里一直神化和美化着我，非常注意维护我的形象，平时在校园及附近，如果和我一起走，她总是很谨慎地隔着大约两米的距离，而一旦到了无人的地方或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她则特别依恋我，总要紧紧挽着我的胳膊。可是，她比我还高两三厘米，尽管为了我不再穿高根鞋，我依然不喜欢她挽着我走，认为离她太近会被矮化。
　　
　　还有，她身上许多善良的品质我也非常看不惯。比如，她喜欢去献血。如果她不是我女朋友，想怎么献就怎么献，我才懒得管，问题是她成了我女朋友，于是我不得不干涉。我读高中时，生物老师说过，人的一生献血不能超过三次，我引为戒律，非常注意执行。而昭君每学期都要去献，被我痛批一通，才低眉顺眼地执行。再一个，她对人太好，对什么人都好，哪怕别人对她并不好。比如她们寝室，很多女生很懒，从不扫地拖地，所以，每次打扫卫生，都是昭君，如此整整三年。我知道了，也非常气愤地骂了昭君一顿。
　　
　　所以,总的说来，我对昭君是不够好的，这在最初的交往中几乎就种下了罪的种子。她太美，所以我从来不相信她毕业后进入社会还能看得上我。我一直认为，因为她那时还只是个学生，接触面窄，才把我当作了一个人物，崇拜我，神圣化我，但我自己知道，我什么都不算，连小人物都算不上，等她不久后进入社会，无数比我有优势的男人，将象无数绿头苍蝇一样猛扑向她，把我和她隔离，我必将失去她，就如我当年必将失去玉环那样。
　　
　　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是不准自己太动心。昭君那年才十九，而我已经三十，我已经在无意之中，进入一个输不起的年龄段了，我无法再承受一次类似玉环给予我的那种打击。
　　
　　所以，我总是把对昭君的爱藏起来，藏在连自己都不知晓的地方。甚至我在与她第一次做爱时，我都几乎完全没有爱的感觉，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将她与我的关系固定下来，或者说，使她爱我。女人与男人谈恋爱的过程里，她与他做过爱或没做过爱，在心理上将呈现巨大的差异，女人其实是很难真正爱一个没有做过爱的男人的，而我，需要真正的被爱。
　　

　十八，买房及母亲的病
　　
　　2005年5月，我自以为从梦中惊醒，痛下决心告别股市，其实恰好契合了华尔街又一条古老的谚语，“当最狂热的炒手都终于离开股市时，股市就真正见底了。”然而这些黑色的幽默，在生活中却永远在反复发生。那时的我，离开股市，除了深度被套的已经不值钱的“交大昂立”，“天坛生物”以及“大族激光”之外，其余的股票全部兑现为资金,虽然还有11万，但是，房子却没了。我忙碌半年，仅仅增殖10%，可房价早已上涨了不少，我像一个疲惫的行者，终点竟依然是起点，唯一区别是岁数更大了。上次失去房子，是在2001年，把房子换成了玉环的4万钞票，那时我才27岁,意气风发,坚信自己的人生一定充满奇迹;而这次，则是在2005年，把房子换成了贬值的货币和半年的疯狂游戏,我再次成了一个再次上无片瓦的人，在我31岁的时候。
　　
　　即便男人的青春比女人可以拖延得更长,即便很多男人的事业都是30多岁才开始起步。但是,31岁,即便你是男人,你也不可能象27岁时那样无所畏惧,那样充满憧憬。31岁的男人，已经渐渐懂得，有些梦是不应该做的，有些果实是自己必然不可能得到的。31岁的男人，开始怀疑自己，于是，当我再次失去了立锥之地，我突然感到了恐慌，尽管并不强烈。
　　
　　因为那若有若无的隐约的恐慌，我非常关注报纸上的房产广告。5月中旬，突然看到一则不起眼的豆腐块：“本楼盘紧邻规划中的川师新校区……”，不得不承认，我的人生，经常是由一件很偶然并且很不起眼的小事来不断牵引的，记得我看到那豆腐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想去看看川师新校区究竟要修到哪里——那两年，川师一直在谣传要修新校区，可对于选址这样的并无必要神秘化的东西，又讳莫如深，弄得很多教师都十分好奇，学校究竟要搬到哪里？05年春，最新消息散布开来，说是不搬温江了，搬到龙泉的“大面镇”，可是，“大面镇”是一块很大的区域，我们依然不知具体何处。因此，当我偶然看到那个小广告，我就想，地产商对于区域规划方面的消息，肯定比我们灵通，既然它号称紧邻川师新校区，那我去那楼盘看看，不就知道新川师修到哪里了吗？
　　
　　于是我就去了，怎么都没想到，这一去，居然就将自己的人生，与一个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乡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大面镇，位于成都东面12公里处，离城不算很远，但发展得慢，现代化程度还很低。几乎就是田园牧歌的感觉。在镇子边缘的坡地上，一个楼盘正在开发，并且号称其斜对面不远处，便是即将修建的新川师。假如川师果真搬到这里，则校园经济对房产的巨大刺激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房产升值空间将会惊人，但是，当时无任何确切资料可以证明川师真会搬到这儿来，或许是开发商在画饼充饥，那么，房子买在这鸟不拉蛋的地方就划不来了。很多人将信将疑，所以楼盘卖了一个月也还没卖光，不过因为卖价很低，均价1700元/平方，而且楼宇的美观度与质量丝毫不比城里的差，因此小户型还是都没了，我去看的时候，是它在做尾盘的清仓广告，只剩下面积一百四到两百的大户型。
　　
　　那时，楼盘靠外边的几幢已经完全修好，我几乎是第一眼看到外立面就十分喜欢，见单价又如此低，想，不管川师搬不搬过来，我也该为自己买个窝了。我从剩下的大户型中挑了个面积最小的，四室两厅双卫平层，140平米，总价24万，我打算首付30%也就是7万多点，这样自己还可以剩下四万元留做炒股的火种，加上我深套的1万元市值的股票，总共5万，将就着也够了。说实话，那时的股市阴跌不休，谁也不知道究竟会跌到何时，跌到何处，愿意为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股市专门留5万元的人，已经非常稀少。
　　
　　买房是大事，不可能不跟父母说，为了让他们理解我怎么突然能自己掏得出首付，我只好将自己卖川大那边房子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不过没说是半年前卖了来炒股，而是说，学校要搬迁，在那边买房工作和生活都方便，价钱比川大这边便宜许多，我就卖了贵的买便宜的。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还略做吹嘘，说把川大那房子卖了大赚一笔，目前手里有整整14万，我套一半出来付首付款，都还能剩7万呢，请父母一定放心云云。
　　
　　父母对我多年来的怪异行为终于已经逐渐习惯于接受，而且自从我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到川师教书之后，他们对我确实也越来越放心了，因此也没多说什么。但是，很多事情总会突然降临，计划不如变化快，人在多数时候，是很难把握住事物的发展动向的。我母亲突然病了，打乱了我的全部规划。

　　父母对我多年来的怪异行为终于已经逐渐习惯于接受，而且自从我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到川师教书之后，他们对我确实也越来越放心了，因此也没多说什么。但是，很多事情总会突然降临，计划不如变化快，人在多数时候，是很难把握住事物的发展动向的。我母亲突然病了，打乱了我的全部规划。
　　
　　母亲1940年生人，时年65岁，一生节俭勤劳，素来身体还好。母亲育有两女一子，大女儿因出生即患有先天心脏病，于1979年在武汉开刀，死在手术台上，据说，大姐幼年便极其聪颖，比我更甚，她的夭折，成为母亲一生的隐痛；二女儿亦即我的二姐，生于1970年，是我们三姐弟中资质最平庸的一个，但却人生顺利，事业家庭皆在世俗眼里甚佳——二姐中学时成绩只是中等，读了个很普通的非重点大学，工作后在职念了心理学硕士，而后又在职念了中山大学的博士，目前在南方某大学任教，已是该省会城市比较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时常上该市地方电视台的心理访谈节目担当所谓专家，教学之余做心理指导，收益颇丰，已买有三套住宅。可惜不在成都，因此无法使我们的父母得到更好照顾。二姐时常接母亲到她们家居住，但母亲总是挂念我，甚至在2003年非典时期，本来住在二姐家的母亲，因担心我独自在成都难以照顾自己，冒着非典风险，硬要回成都陪我。可以说，我其实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在父母的挚爱中长大，因此，若用童年成长等心理学老套体系来分析我的怪异心理和叛逆性格，将很难成立。
　　
　　我深知母亲对我很好，但是，我非常不习惯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我从读初中一年级开始就独立生活，父母当时在广西修建铁路，我小小年纪就住校了，如此一直到大学。而我们家，也一直是聚少离多，父亲和母亲在青年阶段长年分居两地，到他们接近四十岁才调动到一起，而他们五十岁时，因父亲又被单位安排到福建去，母亲则留在四川的铁路家属基地，他们再次分离。退休后，父亲回到成都，因他在工地上流动了一生，无法习惯于安居一个城市的固定生活，于是休息一年后便返聘到新的铁路工地当监理工程师，每月能有四千元收入，但距离成都数千公里之遥。我想，父亲主要并非为了这个钱，而是为了他习惯了的漂泊生活。只是，母亲不得不再次独自留在成都。按说，既然如此，我应当经常回去陪她，可是，因自小就没怎么生活在一起，我感到并不习惯，尽管心里非常孝敬父母，但在言语上我很难说什么特别亲的话，而物质上父母比一般的工薪阶层稍微富足一点，完全不需要我供给。加之2001年时，母亲在我的怂恿下投资10万元购买了股票，其后一直深套，最惨时缩水成4万，每次我回家，母亲都要喃喃地念着股票的名称，叹息不已，并且，母亲性格其实是比较怪异的，她很爱我，却很容易指责我，而我往往要反唇相讥，几乎每次回家都闹得言语不和，不欢而散，所以，我虽然与母亲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时常一个月才回去看她一次。
　　
　　但就为了这一个月一次的相见，母亲居然愿意舍弃姐姐的家，回到成都，孤单地等我。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内疚啊。何况还有那么多，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和玉环离婚后，母亲想知道是真是假，专门走路到我以前的家去打听，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她不愿意见玉环，只好向门卫打探，得知我确实搬走的消息后，母亲回家就病了一场，而我，那时正租房于郭家桥，完全不知道母亲病了；我离开成都漂泊北京时，母亲因为思念和担忧我，时常哭泣，竟然导致眼睛差点失明，在姐姐那里治疗好后现在依然时常眼睛冒金星，这，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写着这些，我的心在流血，我恨我自己，其实我本来是个可以被很温暖的爱包裹着的人，我却从来视这些珍贵的爱为鄙履，像飞蛾扑火一样主动追寻人生的不幸，也许，追求不幸那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只是，毁了自己也就罢了，偏偏会给身边的亲人带来痛楚，谁越关爱我，他（她）就会越痛楚，莫非，我是被魔鬼诅咒了的人？我很迷惑，也很彷徨痛苦。这篇小说，写了这么久，写得这么慢，是因为我时常不得不停下来，让伤感不要一下子聚集太多，让它们分流，否则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哭泣。而我之所以缓慢而坚决地写下去，是因为我期待着写完之后，彻底告别过去的我，彻底告别往昔的悲伤。
　　
　　那就让我接着讲述我的卑劣吧，讲述我给亲人们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2005年5月，母亲突然重病住院。其原因，后来医生分析是由于长年心情抑郁所致，母亲甲状腺肿大，导致脖子上结出一个鸡蛋般大的肿瘤。但当时，大家都担心是恶性肿瘤，连父亲也专门赶回，一起陪母亲进了华西医院。此时，也正好是我买房子的时候，母亲在进手术室前，拉着父亲的手说，她担心万一手术失败，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因此，要求父亲答应，一定帮我交完那套房子的钱，不要找银行贷款。母亲知道我热爱文学和股票，一边是文学的清贫，一边是股票的高风险，所以她担心我以后自己根本还不起贷款，为了让我将来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她在手术前向父亲提了这唯一的要求。
　　
　　父亲答应了，他是重然诺的人，尽管事后母亲的手术很成功，没有发生危险，但他们依然决定协助我买房。根据我自称的拥有14万的状况，父亲决定给我10万，凑足24万，一次性付清房款，其实，我那时加上股票也才12万，当野律师的积蓄不到1万，我能拿得出的，无非13万，何况，此时，股市跌穿1000点，世纪性大底出现了，我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底部，在网络上发帖子：《砸锅卖铁买股票的机遇终于来临了》，因此，我甚至产生了放弃买房子的想法。但是，定金已经交了，按揭父母又不同意，面对刚刚手术完毕的母亲，我无法不接受他们的决定。于是，仿佛一个将军，在即将进入他等待一生的战役之际，他的部队却突然被解散了一样，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壮的痛苦。
　　
　　2005年6月，当股市果然如我预料地在众人的悲观中探出了底部时，我自己却不得不卖了全部股票，并向同事和朋友借了1万元，加上父母给我的10万，买下了那套房子。我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套属于我的面积庞大的房子，一套靠着榨干父母血肉才买到的房子，我心里没有丝毫的喜悦。那几天，正好网友“慕容雪村”及“左右一锅烩”来成都，邀约我和王怡一起吃饭。慕容雪村是个豪迈而奢侈的人，在成都很豪华的总府皇冠假日酒店请我们吃火锅，席间，我大谈股市已经见底，历史性机遇来临，怂恿他们买股票时，他们全部不以为然。慕容雪村对股票不感兴趣，王怡一如既往地对赚钱没什么兴致，而左右一锅烩则以懂经济学自居，还反问我，那你买了吗？我强颜欢笑说，当然。但其实，我恰好在那时，不得不卖出。我看着他们三个，觉得他们活得那么开心，因为他们仿佛都活得不象我那么矛盾。
　　
　　吃了饭，我开着我的小福莱尔，载着王怡，从金碧辉煌的总府皇冠假日酒店前穿出，两旁是一辆连着一辆的豪华轿车，而我的福莱尔，显得那样的单薄。王怡永远是那样泰然自若，他是不会在乎那些的。而我却是那样的张徨，当我失去我最后的一点股票时，即便我有了房子，我也感到从来没有如此虚弱不堪，像一个稻草人，没有一点力量，是否，这一切都因为我没有信仰？但我没办法，我天生就是个没信仰的人，莫非这就注定了我的无力？我看着王怡，问他，我是不是欲望太多了？王怡回答，人的欲望都多。
　　
　　王怡，你的回答是对的，可是我不需要这样的回答，你仿佛永远都是对的，但我却越来越感到无法从你的答案中获得生活的经验，我需要最切实的指导，以便使我的生活不要如此杂乱，我的生活是多么喜剧啊，而这喜剧总让我如此痛楚。所以我再次想向你寻求精神的指引，可这时，在众人的簇拥中，你忽然似乎离我变得遥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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